重庆解放时我正值少艾之年，抗美援朝参军做了部队文艺战士，一直从事笔耕工作，1979年转业归渝。在近30年的军旅文学生涯中，与周恩来同志有过多次面对面的接触，虽都是一些生活琐事、零碎片断，但在我记忆的长河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却愈加清晰，不断地鞭策、激励着自己。
当我随部队从朝鲜归国，1958年我的第二部叙事长诗《红缨》出版后，即借调到总政解放军文艺社，修改下一部将要问世的长诗。记得这时正值1959年建国10周年大庆期间，中国文联假华侨大厦举行了文艺界盛大的联欢活动。我与《苦菜花》的作者冯德英、《保卫延安》的作者杜鹏程、《新儿女风尘记》的作者张孟良等，随社领导前去出席。就在这次联欢会上，第一次见到了我心中无限崇敬的总理。周恩来同志朝围坐着我们几位军人的桌旁走来，微笑着向我们问好。当全国文联的领导，将我们的名字介绍以后，他一一与我们紧紧握手，大声向我们祝贺：“好呀！希望你们写出更好的作品。我们要拥有一支具有高度文化素质的军队，当然也要有我们军队自己的作家……祝你们成功！”夜半，我们回到了文艺社的宿舍，可能谁都是彻夜不眠，品味着总理对我们深沉的厚爱、殷切的要求。
1961年，总政组织全军专业文艺团体会演，我又随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来到北京，最后挑选出各军区的优秀节目，参加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党中央、国务院的联合汇报演出。那晚，我们搞文字创作的没有任务，却兴致勃勃地同演员们一同来到后台，在整体的匆忙中分享一份喜悦与荣耀。临开幕前，福州军区的创作员张公敏，不知从哪里搞到两张堂座5排2、4的联号票，于是我们去到卫生间，然后准备到堂厅就座，谁知拉开门迎面碰见了总理。作为军人的我们，习惯性地就要举手敬礼，但都想到《内务条例》上的规定，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不便行礼的，否则便视为失礼。总理可能看出了我们的踌躇、为难，慈祥地一笑间将我举得半高的右手按了下来，解除了我们的尴尬。于是，我赶紧溜进观众密密匝匝的堂厅5排4号坐定，该坐2号的张公敏到门厅买冰糕去了，旁边还空着1、3号两个不知是谁的座位。当演出预备铃响起后，前来旁边就座的竟是总理与一位年轻的随员。当他发现是我时，可能想到了刚才卫生间门口的一幕，心照不宣地再次冲我亲切地一笑。快开演时，张公敏捧着几支冰糕挤了进来，发现紧挨着坐在身边的竟是总理，顿时傻了眼。因为总理的平易近人、待人亲切，且能在平常的环境里自然接触，当然使张公敏解除了紧张的重负，举起冰糕让了起来：“总理！请吃冰糕……”还是年轻的随员出面解围，申明总理的肠胃不好，为之婉拒。这样，我与张公敏一人抓着两支冰糕，直至演出终场，每人脚下化了一滩水，手上还捏着裹着空纸的两根棍棍。这是我真正近距离接触领袖、观察伟人。我深深地感受到，总理的伟大，更在于他的平凡、朴实，表现出的那种对所有中国百姓普遍的亲近感。
1963年，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在京召开。我作为这次大会的列席代表，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。因为那时，正处在严重的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国内的物质供应极度缺乏，尤其是食品，粮要粮票、油要油票、肉要肉票……极少的定量供应。其次是日用百货的供应紧张，买什么都需要“工业券”。可这次文代会上，党中央和国务院，对全国云集于北京的这批著名的文学家、艺术家们，却给以了极大的关怀与照顾。凡是在人大会堂开大会的期间，会前、会后的休息时间里，敞亮、宽大的门厅里，就一字儿摆开了存量充足、货品繁多的柜台，向与会的正式代表、列席代表敞开供应，诸如奶粉、茶叶、各种水果糖、各类罐头……以及毛织品、棉织品、日用百货各样物品。拥在柜台前的有多少著名的作家、诗人、美术家、音乐家，但人人对我都是一张陌生的脸庞。但演员、表演艺术家就不同了，他们的名字与他们的面貌，对我都是那样的熟悉，一一都能对得上号：赵丹、金焰、张伐、谢添、张平、郭振清、白杨、秦怡、田华、王晓棠、上官云珠、王丹凤……每人挤到柜台前去，就有一番可喜的收获。这时，我在这群认识的与不认识的著名人士中间，看见走来了一位大家都共同熟悉的人影———周恩来总理。他像是大家中的普通一员，迈动在拥挤的人群中间，不时地还向身边的朋友招呼：“这几年国家困难，大家也跟着受苦了。这里，我们供应点东西，可是品种不多……一切都会好的。诸位！要好好地保养呵。”呵！我的鼻息酸酸，泪水在眼框里打转。我看得清楚，好多人都流泪了，一起仰望着这位人民心目中知寒知暖的好总理。
1965年春，我们济南军区装甲兵出现了英雄战士———王杰，立即在全国范围引起了轰动。毛主席为王杰的题辞是：“我赞成这样的口号：叫作‘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’。”；周总理题辞则是王杰日记上自己的一首诗：“座座高山耸入云，我们施工为人民，不怕工作苦和累，愿把青春献人民。”我也被王杰的英雄事迹与领袖的题辞所激励，参与创作了一台歌颂英雄的组剧———《青春红似火》（后由八一厂拍成电影），由军区前卫歌舞团、话剧团联合排练，进京演出。怎能忘得了那天晚上，我们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厅向党中央、国务院以及首都各界进行首场汇报演出。有人通过大幕缝隙，看见了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入场、就座，好消息顿时在后台迅速传开，每个人的心情都兴奋不已。演出非常成功。谢幕后周总理走上了舞台，与我们演员、创作人员握手、合影。他还问为剧中主题歌《座座高山耸入云》（也是他的题辞）作曲的音乐家孙正来了没有？接着他拿起演出说明书，对照着上面的歌谱独自唱了一遍，旋律准确、嗓音纯正，其记忆与识谱能力，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。最后，在热烈的掌声中他又亲自指挥我们大家高声合唱。这个场景，确实让当时在场所有的人终生难忘。
1972年秋，“文革”的旷世狂飙，经过了几番疯狂的痉挛，在周总理的努力坚持下，得到了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的些许喘息机会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总理亲自主持，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，在文学作品方面，他提出在延安时期，在建国后直至“文革”的那17年里，诗人、作家们总还是写了些好书，先选一些好的再版，然后让创作跟上来，组织一些人再写些新的好书。于是，根据与会工农兵代表的筛选，同意再版的10部文学著作里，有两部长篇叙事诗，一部是延安时期李季写的《王贵与李香香》；另一部是我于60年代出版的《新兵之歌》。这样，我才得以赶到北京，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聆听了周总理的讲话。如今记得的大意是，他激奋地反复强调，“不要因人废书，也不要因书废人”，极力想在那非常的年月里，能为被打下地狱的文艺工作者，营造一点宽松的环境。那10部再版书的名单是得到总理批准的。当时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的李季向我传达：我的《新兵之歌》工农兵一致要求只需要增加一些“语录”，后来得以迅速再版（足见我的作品革命性有余，艺术性不足）；而他的《王贵与李香香》则被要求重新再加一条平行爱情描述的革命斗争线，致使再版计划搁浅。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心力交瘁的总理，在极度复杂、困难的条件下，还力挽狂澜，在一片文化荒漠中，努力关心着中国已被彻底扼杀了的文学事业。
当人民欢呼胜利，迎接新时期的到来；当举国拨乱反正、改革开放，向市场经济转轨，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这些年月，周恩来的名字，永远与山河同在、与人民同在。今天，在你百年诞辰之际，恰逢世纪之交，我仅以虔诚的心情，在记忆的深处摘取一朵朵绚丽的鲜花，插满这崇敬的花篮，奉献于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你无所不在的灵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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